朱辉

当年，我在上海读到小学五年级。由于父母支内，我没有上海户口。按照当时的政策，小学可以借读，初中必须持本地户口本报名。于是1981年夏天，我不得不去武汉上学。

阳春面没有了，换成了热干面；大饼油条、咸豆浆也没有了，换成了面窝、油饼、欢喜坨。这倒也罢了，吃着吃着就习惯了。不过被下了户口也有其独特的好处，在那个物流极不发达的年代，爷爷奶奶因此能吃到我们带去的湖北地瓜、叔叔带去的新疆葡萄干……而每次父母回沪探亲，连热水瓶、扫把也要买了带回来。
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户籍有了一次局部的、小小的改革，据说支内后代25岁以下者，可以通过投亲靠友将户口迁回上海。一时间我们家属区许多人家迁回去了，偏偏那年我28岁，只能目送一批小伙伴远去了。

“论相貌、才学，你们哪点比人家差？可是因为厂里效益不好，害得你们大龄了，我有愧啊！”记得30岁那年，某次厂长老孙找我谈心，感慨万千。

“不过你们可以转变观念，把眼光投向广阔农村。我别的本事没有，小朱你如果找个农村姑娘，只要领了证，我马上给她办招工手续，把她的户口迁到省城来！”老孙最后拍着胸脯承诺。

后来老孙真的靠户口帮助一些大龄同事解决了婚姻难题，可见那年月，户口对于农村人具有很大诱惑力。再后来我结婚了，老婆是本市郊县户口，可惜老孙此时已经下野，户口办不了了。不过那时户籍制度又做了重大改革，孩子可以随父母任意一方上户口，所以女方有没有本市户口不重要了。若早几年如此改革，我们厂那几位大龄伙伴恐怕会继续单身下去，因为帮女方迁户口没那么大吸引力了。

一晃我结婚十几年了，妻子的户口早就可以迁入中心城区。然而计算了一下主城区户口的含金量，妻子不想迁了。无非低保金比郊区高一点，虽然人有旦夕祸福，不敢说满话，不过正常趋势下，我们应该不至于领低保……思来想去，户口没有其他“好处”了。而妻子娘家有一幢私房，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。经过多年发展，目前房子已经处于县城闹市地段……

小小户口本，见证了中国几十年的社会变迁。

（作者系武汉市写作爱好者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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